在铜川工作的时候，父亲没有去过。我好几次让他来，他以家里事多为借口，一直没有成行。

那几年，二哥经常开车到铜川拉煤，从矿区返回时，一般会在我工作的单位作短暂停留的。有次，我和二哥闲聊，顺便问了句父亲最近的身体状况，二哥端起水杯，说：“好着呢!”接着又呷一口水 ，“父亲还常问你呢？他给你捎话，让你好好工作，不要担心家里的事，趁年轻，把事干好。”

我听后，很暖心，想说话却无话可说，觉得父亲作为一个老党员，都这把年龄了，还想的是我工作上的事。

“要不你给父亲写封信吧，说说你这里的情况，免得让他为你操心。” 二哥接着说。

我点了点头，算是答应。

后来，我确实给父亲也写了几封信，内容大都是我在单位工作的情况。二哥有次见到我时，说，父亲把我的信让家门中的一个叔父读了，听完后，很高兴，给人说我有出息了。我没有接二哥的话茬，提起保温壶给二哥杯子续了些水，坐在椅子上，继续改写我的稿子。二哥看我忙，感觉没有话了，起身要走，我也不再挽留，转身从办公室的柜子拿出一包茶叶放在二哥的挎包里，说：

“开慢点，到家了给父亲说一声，不然他会怵心的。”

“嗯，你忙你的吧。”二哥头也没有回，走出了区委大门，或许生我的气了。

说实话，我这人有点懒，按照二哥的意思给父亲写了几封信后，却坚持不下去了，也不写了，觉得每次他收到我的信，都要人家代读，实在不方便。

说到父亲，我是敬佩他的。父亲是我村第一茬村干部，六零年入的党，在村上也是一名老党员。在世时，他很少在人面前过多地炫耀自己当年为村上所作的事，对于他的往事，我只是从村民的只言片语里大概知道了一些。

我们村在烟霞东南角，泔河北岸，有千余人，是一个不大的村子。上世纪五十年代，农村土改结束了，农民分到了渴望已久的土地。在礼泉东片区，父亲带头成立了第一个“长兴互助组”，互助组的名字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在组里，所有组员自愿互利，互换人工、畜力，解决了村民的劳畜力困难，粮食产量有了一定提高，父亲因此在当地出了名。当年，他还被县政府评为“先进个人”，奖锄头一把。

新春合作社成立后，父亲被大伙推举为社长。为了促进合作社快速发展，他将自家的一头牲口、村北的四十亩地无偿地捐给社里，这在当时的四邻八乡是挂了铃、响了名的。

村子南边紧靠泔河，河水长年清澈、明亮，从未断流。我读小学时，每天放学后都要去河边玩耍、放羊。河的北岸住着几十户人家，每天清晨各家饲养的小鸡顺着河边寻找食物，欢快的跳跃着……

崖畔下，是村上水磨房遗址。在河边散步时，我常常站在遗址处，使劲地想当年父亲带领群众战天斗地是怎样一副场景？真不明白父亲他们在那样的艰难条件下，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带领村民完成了现在都难以完成的事业？

时光倒影里，我似乎看见了父亲挥动着镢头将石块从高处撬了下来，砸在地上，尘土随之弥漫开来，他的身上、脸上全是土屑，黑色的粗布棉袄已分辨不出颜色。他顾不上这些，用手揉了揉眼，紧了紧腰带，带领村民劈崖放石，修建水坝。

据村上健在的老人讲，父亲他们的想法先将河水引到崖壁处，然后利用落差打动传动轴，带动石磨，改变村民用原始的手工方式加工面粉。水磨开动的那天，邻近村的村民到现场看热闹，根本不相信水还能打动石磨，想不到在我们村成为现实。

那一年的春天，父亲在村上的老支书的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自那以后，他经常给人讲，自己是党的人。父亲没有文化，但记性好，所知道的国家政策都是从家里的纸喇叭里听到的，然后又将大概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语言讲给村民。

家门口的房子是五十年代建成的。那时，我家住在窑洞里，光线很暗，点的煤油灯，第二天起来，一家人的鼻孔全是黑色烟煤，手背一抹都是黑。房子建成了，门前的台阶就是父亲召集群众聚集开会的场所。直到房子翻修重建，台阶上还时常坐满了人，延续了好多年。

村子和史家河村接壤处，沟壑纵横，最宽的地方有200多米。六十年代初，为了实现村村通电目标，县上动员有条件的村子先行一步。作为村干部，父亲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自筹资金，没有要国家一分钱，用了一个冬天的时间，和村民一起打地基，建配电房，栽杆拉线，解决了群众通电问题。看着最后一户村民的电灯亮了，父亲才长出了一口气，回到家里，很舒心的睡了个安稳觉。村民说，父亲腿上的病根，就是作村干部那些年留下的。

多少次，在繁华的月夜，我徜徉在村中通往河岸的路，月亮走，我也走。不远处果农夜巡的声音，飘飘渺渺地传了过来。微风里，河塘里的荷花，一摆一动，叶上的露水掉进浅浅的河水，激起了层层涟漪。河岸上，我被雾霭笼罩，嘴里的雾气，甜甜地、润润地，深呼吸，好舒服……我被家乡的景色吸引了，感叹父辈们用坚强的毅力和不屈的精神为改变我们村面貌而付出的辛勤劳动。

后来，我从铜川调回县法院工作，回家的次数相对多些，也有足够的时间和父亲闲谈，当然，谈最多的是我的工作和国家的政策。

“最近村上怎么不收党费？眼看到月底了。” 父亲说。 其实，父亲的党费每月只有几角钱，平时缴党费都是自己亲自去村委会办公室缴纳。

“我过去问一下情况，顺便给你代缴，村上也不嫌麻烦，就那么一点，还月月收。”我接过父亲的话，随便地说了句。

“你咋能这样说话！党费不在多少，而在于对党的态度。”父亲用拐杖戳着地，很激动，说话的语调明显高了。

父亲性子直，发起火来，我们做儿女的都怕。见父亲生气了，我连忙给村上的书记打电话了解情况，完后，把事情原委对他作了解释，他才恢复了平静。

2002年11月，父亲躺在病床上，身体虚弱地像风中的柳条扶都扶不起来。我放下手中的工作，和妻儿回家看他。见到我，他便使出最大的力气，拉着我的手，说，人生如过往，若看透了，生和死是一样的。他自己一生没有给儿女们留下什么财富，可也没有给儿女添过麻烦。随后，从身上掏出仅有的六元三角给我，说是他的党费，叮咛我一定要交给村上的书记。

父亲就是这样一位面对生死坦然不惊的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却依然放不下他一生所追求的初心。我接过父亲的党费，沉甸甸地，感觉没有什么能比这更重了。

这一年，父亲八十一岁，党龄四十二年。

十几天后，父亲走了，办理完后事，我在村委会办公室，把父亲的党费交给了村书记，只见村支部组织委员在缴纳党费的本子上写下了父亲的名字和缴纳的党费数，我的眼睛湿润了，想，一个人的初心是什么？一生的追求是什么？在父亲的嘱托里，我恍如有一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感觉，压抑心头很久的疑团，终于释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