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垒炕需要几块石板，我才想起故居，这个遗忘的角落里杂草蔓延、灌木丛生，写满凄惨和荒凉，早已失去昨天的璀璨，我痛心疾首，陷入它曾经的辉煌不能自拔。

　　民国时期，我们家人多地广，在榆林、延安、韩城都有生意，故居就是那时兴建，一度闻名远近，成为家里的荣耀。这个院落向阳背风，北面有六口陕北独有的土窑洞，还用石头砌了面，石板出了檐，透雕木窗做工精湛，风格各异。东西两边各有三间瓦房，家人习惯称东房、西房，东房是家里的客厅，地面用方砖铺过，十几把龙凤合一、如意连环的太师椅、古香古色的茶几陈设其中，彰显高贵典雅，考究大方，木橱里摆满了精致的茶具和发亮的锡壶。西房是爷爷奶奶的卧室，传统的土炕，摆设只有梳妆台和几个五腿圆凳，淡雅简朴，干净明亮。两座瓦房的亮丽之处是里面的壁画，据说是能工巧匠一笔一划，把两部古戏从头到尾描绘在四壁。南面是厨房和门楼，残存的一堆砖雕和两个石狮子，诉说了门楼的美观和华丽，佐证这户人家的勤劳、忠厚、质朴。院子里整整齐齐铺满清涧石板，围墙用石头垛起，形成一个古朴紧凑的四合院，沿着房檐可旋转一周，不见烈日和风雨。

　　这个院落的奢华那时当地极为少见，国民党第二战区退守我县时，家里将院子里大半房屋租出，这个院落达到鼎盛，门外车水马龙、熙来攘往，门口荷枪实弹、戒备森严。这个无名小院里多少仁人志士来往奔走，多少战略要事达成共识，给十里八乡留下不朽美谈。全国解放后，故居变成村里的食堂，几百人在那里排队吃饭，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遗憾的是缺少了以前的融洽与和谐。更可憎的是一次不慎失火，烧毁南面的两间厨房，大队又拆了西房建抽水站，在“成份论”的当时，家里没有争辩的权利。忍痛割爱是我唯一的出路，奶奶哭瞎了眼睛，今天我无法完全揣测家里的情景了，片言碎语还是从父亲口中得知，用“如丧考妣”来形容恐怕再恰当不过了。

　　爷爷去世后，父亲兄弟几个分家，每家只有一孔破窑洞，东房归三爸了。父亲用十二张大团买下门楼。这个院落就四分五裂，各自为政了，二爸最先搬出故居，也将院子铺的石板带走一半，之后，每搬出一家，院落的原貌就要受损一点，似乎形成惯例，每个人都有他理直气壮的理由，甚至还发生过抢夺争执，结成永远解不开的疙瘩，时至今日偶尔提起，他们还愤愤不平。

　　我静静的听，默默的看，畅想故居走过的兴衰之路，惋惜自己无缘感受它的过去。

　　我七岁那年，三爸不顾族人再三劝阻，把西房卖给了胡家。在一个秋风徐徐的早晨，十个大汉把双手伸向这个家族的最后碑记，宣告辉煌时代彻底终结，昭示昔日与我们越来越远。奶奶呆呆的坐在炕头，胸口像压着一块大石头透不过气，不知道什么时候淌了两行泪，迫不得已出去一下，用苦笑掩饰着伤心，我无奈的看着她伤心的表情，抚摸着她的一双“三寸金莲，”算是给她的安慰吧，二哥想取下一块完整的图像留作纪念，几次都未能如愿，碎片像泪水一样落地不可分辨。

　　最后，偌大的院落就住我们一家，凋败的找不到过去的一丝痕迹，围墙豁口大张，门楼荡然无存，窑洞破旧不堪，窗格残缺不全。欣慰的是父母的能干和善良代替了故居的昨天，我们家和和睦睦、安安乐乐，直到一九九四年底，才搬离院落，迁入塬上的新居。从此，故居无人过问了。这几年我难得一次匆匆回家，更别说去故居了。去年春节我终于有机会回到家乡小住，领着儿子眺望故居，给他讲述那里的曾经，看儿子表情冷漠，眼神鄙夷，着实让我心寒。揭起地上的石板，我像自残一样疼痛难忍，这可能是故居留给我的最后余温，以后真的要被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