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提示】在诈骗犯罪中，被告人的行为目的是为了骗取被害人财物，其为了实施犯罪，往往投入一定“诱饵”，引诱被害人上当。是否应将“诈骗诱饵”从犯罪数额中扣除，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不应从诈骗犯罪数额中扣除。

　　【案件索引】一审：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2015)秦刑初字第00066号刑事判决。

　【案情】2014年5月10日至19日，被告人刘某、张某甲经预谋，租用咸阳市秦都区人民中路中宏时代广场一楼“0910”酒吧（以下简称“0910”酒吧），采取先由“键盘手”以女性身份，通过“陌陌”、“QQ”等网络聊天软件，套取男性身份、联系号码等信息后，将男性信息发送给“托头”、“传号手”，再由“托头”、“传号手”分派给“酒托女”，“酒托女”假冒“键盘手”在网络上虚构的身份，诱使男性见面带至“0910”酒吧内，在酒吧管理者兼服务员被告人张某乙的配合下，以廉价低档酒冒充高档酒等方法，骗取被害人消费钱款，被告人刘某、张某甲、张某乙骗取他人财物价值47790元。

　　【审判】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某、张某甲、张某乙共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多次骗取他人财物价值47790元，数额均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张某甲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张某乙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宣判后，被告人张某等人均未提出上诉，公诉机关亦未提出抗诉。

　【评析】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人为实施诈骗购买的普通国产红酒以及自制鸡尾酒、果盘、干果价值7270元，被害人对此进行了消费。在认定诈骗数额时，针对是否扣除7270元的问题，产生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减去被告人所购买的物品的价值7270元。理由是：刘某等人在获取47790元的同时将这些普通红酒、果盘等交给了对方，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其实际获得的财物数额应该是诈骗所得钱财减去他付出的“对价”，因此其犯罪所得应为40520元。所以应当以刘某等人诈骗40520元对其定罪量刑。

　　 第二种意见认为，诈骗数额应当是行为人通过实施诈骗行为而实际取得的财物数额，在认定犯罪数额时不应扣除犯罪成本，不应当减去被告人所购买的物品的价值7270元。

　　理由是：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所谓“数额”指的是犯罪嫌疑人使用诈骗手段骗取的财物的价值，而非其实际获取的经济利益价值。因此，应当以刘某等人诈骗47790元定罪处罚。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第一，虽然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没有明文规定“诈骗数额”指什么数额，但是仔细分析刑法关于诈骗罪的罪状表述，可以得出立法者的原意。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根据语言习惯，“数额较大”作为“诈骗公私财物”的结果，其所描述和指向的应当是被骗取的公私财物本身的数额，只是为了避免表述繁琐，所以立法者才精简了数额的限制性定语。

　　 第二，从犯罪客体来看，被告人的行为侵犯的是被害人价值47790元的所有权，如果将用于实施犯罪的7270元从中扣除，就意味着被告人侵犯的仅仅是被害人对价值40520元财物的所有权，这显然与案件事实不符，也不利于打击犯罪。

　　 第三，从犯罪的主客观方面来看，被告人的犯罪目的就是为了骗得被害人47790元的财物，而绝非是所得利益与“犯罪成本”之间的差价。被告人购买普通国产红酒、自制鸡尾酒、果盘、干果只是作为实施诈骗行为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如果计算诈骗数额时减去“犯罪成本”的话，那么是否意味着在财产型犯罪中，犯罪分子为作案购买的各种犯罪工具而产生的花费，均可作为“犯罪成本”予以扣除？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被告人在犯罪既遂的形态下，其已经取得对47790元财物的实际控制。此时，从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出发，唯有认定被告人实际所得的47790元财物为诈骗数额，才能真正反映行为人犯罪的本质。

　综上，本案中，被告人主观上就是为获取价值47790元的财物，而并非最终实际获取的经济利益差价；客观上被告人已经实现了非法占有47790元，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行为人诈骗实际取得的财物数额最能反映其犯罪的本质。因此，在认定诈骗数额时，不应当将为实施犯罪投入的成本，从诈骗犯罪数额中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