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刘震云，有点膜拜，并不盲目。

　　曾经的《手机》、《我叫刘跃进》、《故乡面和花朵》、《一地鸡毛》……沁人心脾，如今的《一句顶一万句》，看了两遍似乎还是不能言说。

　　推荐给表姐，她说现如今人心浮气躁，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看一本书，她希望我讲给她听，或者很希望知道故事的结局，我拒绝了。《一句顶一万句》不是看故事情节的，当然也不是不看故事情节，就是重点不在故事情节，究竟是什么，我想，就是孤独的中国人因了希望找到能够温暖灵魂的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人而活着的过去和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有那么多的深刻的人的认识是一致的，就像村上春树说的，人生总体来说是孤独和无奈的，许多时候没有人能真正地相互理解和沟通。如若于此，人们都得欣然接受，认真把玩，将之作为一种人生的常态生活着既然孤独无处不在，既然再怎么努力也摆脱不了孤独的困扰，何不细细把玩孤独、享受孤独，何不把孤独当作一种自然的生存状态而加以梳理？是的，这应该就是本真，可是，谁能独立地存在着而不依托任何环境？所以，应该没人能做到，慰藉心灵而已。但是刘震云，却不一样，他的作品，一定得用心去感受，感受作者字斟句酌的凝练，体会作者无比深刻的洞察力，触碰作者难能可贵的纯粹，怎么说呢？如果非要堆砌一些赞美的词，那一定就是：大家风范、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大雅若俗……一个字，好！

　　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的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的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小说中所有的情节关系和人物结构，所有的社群组织和家庭和谐，乃至于性欲爱情，都和人与人能不能对上话，对的话能不能触及心灵、提供温暖、化解冲突、激发情欲有关。话，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心灵的疲惫和生命的颓废，以及无边无际的茫然和累，便如影随形地产生了。

　　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惊天动地的大背景，没有过于纷繁芜杂的感情纠葛，甚至没有大的矛盾冲突，“杨百顺他爹是个卖豆腐的”，就这样开始了，“卖豆腐的老杨，和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是好朋友”、“老裴剃头的手艺并不是祖传。他爷是个织席的，捎带卖鞋。他爹是个贩毛驴的，一年四季，背着褡裢、拿根鞭子到口外内蒙贩毛驴。”就是这样的风格，没有一点修饰，啥就是啥，不矫揉造作，不故弄玄虚，不虚张声势，读着读着，让我常常就有自己就是“胡家庄种苹果的老胡”的感觉，很是奇妙。

　　那么多的村子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事情，就是这样被一句句话拨拉出来，有头有序，一个个人物活灵活现跃然纸上，让人不得不跟着他们恼火、愤怒、沮丧，他把一个人物能从头到尾从前到后从小到老，用很小的篇幅交代得淋漓尽致，但每一个人又都在另外一些人的故事里，割裂不开，甚至逻辑严密到你不看前一句就不知道后一句在说什么……叹为观止呀！

　　“老裴也是一时怒从心头起，从床上爬起来，拿起砍刀，就要杀人，但不是杀老蔡，而是要到镇上杀她娘家哥。也不是要杀他这个人，是要杀他讲的这些理；也不是要杀这些理，是要杀他的绕；绕来绕去，把老裴绕成了另一个人。再被娘家哥这么绕几次，非把老裴绕死不可。”“别人好了伤疤忘了疼，老李从八岁起，就记上了娘的仇。记仇不是记血窟窿的仇，而是他娘砸过血窟窿后，仍有说有笑，随人去县城听戏去了；也不是记听戏的仇，而是老李长大之后，一个是慢性子，一个是急性子，对每件事的看法都不一样。”这种风格，别人用几千字写不出来的感觉他只用三言两语让人感同深受，是呀，哪一件事情能没有前因后果呢？就是太多的也不是，才更让人纠结、无奈！

　　如果要从作品里找一个主人公出来，那无疑就是他，一个人，一个普通的垂死挣扎着喝口凉水都塞牙缝的人，他跟老杨卖过豆腐、跟老曾杀过猪、跟老詹当过教徒、跟老鲁破过竹子、自己给人挑过水、在县政府种过菜、在老姜家卖过馍，做过什么也许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做的混吃混不上住，有住就没有吃，横竖被人欺负着，好坏被人算计着，他，应该就是悲剧的代名词。他曾经叫杨百顺，那是他爹起的名字，后来因为投奔传教士老詹于是改名叫杨摩西，再后来因为入赘吴家就叫吴摩西，到最后干脆就自己改名叫了自己的偶像一个喊丧的人的名字罗长礼，一个名字如果叫20年，这样下来，他也是一个长寿的人了。

　　小说围绕的就是这样一个悲剧的人，他的父辈，杨百顺的爹们的恩怨纠葛，他，他自己戏剧性的坎坷，还有他的后辈们，一个先本应该姓姜叫巧玲的小女孩，因为被拐卖所以姓了曹叫改心，后来自己改名叫曹青娥，她，是我们的悲剧吴摩西的没有血缘关系的曾经叫自己叫爸爸的人的情感纷争，貌似很乱，其实所有种种就是那个中心——找到那个能说上话的人。

　　一群较真的人，一群认死理的人，一群真实的人，一个值得细细咀嚼的故事，一本值得欣赏的好书！